2005年10月26日20时31分，一则令人沉痛的消息传来——荣毅仁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这个百年家族的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完满的一生，像一页华章轻轻敲下最后一个休止符，旋律在一个秋天戛然而止。

　　关于他的家族，评论很多。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评价说：“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荣家是爱国资本家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获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对于这样家族重视有加也是理所当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的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也逐步为他们在政治上赢得了较高的话语权。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从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到1993出任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荣毅仁

　　独一无二的红色资本家

　　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家族中多人远走海外，资金外流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认为“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故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俩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而当时的党和政府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与共产党的信任由此建立。“跟着共产党，这条路我走对了。”荣毅仁曾这样评价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同时，“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家祖上留下的遗训，荣毅仁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这两个条件是荣家商业帝国百年不衰的重要原因。

　　1954年，荣毅仁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荣氏企业也迎来了新的生机。

　　第一次会见“大官”陈毅

　　“1949年，共产党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挥戈南下。我是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糟’的信念留在上海不走的。”荣毅仁在回忆录中提到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时候，他的心中仍然存在两个疑虑。

　　一是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二是办实业有没有希望。

　　但解放军的真实行动让荣毅仁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解放军睡的是马路，吃的是自己做的窝头，没有动过上海人民的“一针一线”。更让荣毅仁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会见共产党“大官”陈毅时的景象，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风趣诙谐，刚柔相济，及为人诚恳的态度，更使得荣毅仁的心踏实了下来。陈毅还同夫人张茜，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和夫人董慧一同来到荣毅仁家中慰问，并征求其对于企业生产情况，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在解放军的作风和陈毅的个人魅力的驱动下，荣毅仁开始了与共产党的经济合作。

　　难以忘怀的“雪中送炭”

　　1950年，由于国民党制造的“二·六轰炸”事件，使上海遭到严重破坏。荣毅仁的企业生产和资金困难，一时发不出工资。但当时正好是过年的前夕，工人等着发薪过年，许多工人纷纷来到荣毅仁家里，要求立即发工资。

　　面临如此窘境，上海市政府给予了荣毅仁大力支持。在发生事件的当天，上海市政府就把荣毅仁安排到上海大厦暂住。另外，马上通知有关部门和厂工会的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和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到了缓和。

　　上海市政府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荣毅仁的民族棉纺织工业。如鼓励进口外棉、免征进口税等。为了缓解申新系统资金的困难，上海市政府还通过人民银行以及新华银行、四明银行等给荣毅仁的企业数量不小的优惠贷款。

　　对此，荣毅仁曾这样感叹：“这种雪中送炭的做法同国民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法真有天壤之别。让我更加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一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

　　创建中信再创奇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从十年动乱的阴霾中走出来。为了探索国际经济合作之道，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79年10月成立了一个直属国务院的CITIC投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在荣毅仁的带领下，CITIC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具有银行、贸易公司、法律、会计事务所等各项功能，涵盖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等业务，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是被称为“仪征模式”的发行海外债券举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

　　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200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公司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甚至发展成为其一大重要的业务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赁部等。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荣毅仁率领CITIC开始了“收购香港”的战役。1987年1月16日，CITIC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当时投资于香港的内地资本系统企业已超过1000家，其投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其中2／3以上是以CITIC为首的华润集团、光大实业、中国银行、招商局、中国旅行社等所占有的。

　　巧妙的资本运作游戏

　　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香港”），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他提出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由他选用人才，第二是授予他相当权力，毋需事事请示。

　　荣智健任香港中信总经理后，第一件大事是提出收购国泰航空股权，中信香港首项大投资是1987年2月以13亿港元购入了国泰航空的12．5％的股权。这一举措，尽管遭到董事局许多人的反对，但荣智健坚持认为，香港要稳定繁荣，处处都要靠运输，不是轮船就是航空。而国泰公司在航空方面已有几十年经验，信誉也很好。事实证明，这项投资是成功的。

　　中信香港在1990年以逾100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二成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至此，中信香港资产总值接近200亿港元。

　　荣智健还设计了一项更大更巧妙的资本运作。成功收购泰富发展公司之后，“泰富发展”就更名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荣智健任董事长，成为中信旗下的上市机构。1990年6月，荣智健把中信名下的12．5％国泰航空股份，作价28亿余港元，悉数注入中信泰富，接着又将20％的澳门电讯作价2．5亿港元，注了进去，随后，他又使用“小蛇吞象”的办法吃掉恒昌企业。恒昌企业是多元化大型非上市公司，集团名下各类物业在1990年底就超过了30亿港元。

　　荣智健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调集中信泰富的流动资金，另一面通过各种途径联合友好共同动作。1991年9月，荣智健终于策划成功，收购了恒昌97．12％的股权，其中中信泰富占36％，其余由各合伙人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投资，以李嘉诚所占份额最大，荣智健个人也占了一份，为6％，有12．55万多股，若以每股收购价330港元计，则他需负担4．9亿港元。派息后恒昌股值大减，中信泰富发新股，又用现金换取李嘉诚等合伙人手中全部股份，不久就完成了全面收购资产值70多亿港元的恒昌企业，而所用资金净额才40亿港元。[Page]

　　接下来，荣智健又把资金运作指向房地产业。1993年3月，中信泰富与太古地产联手，以成交价28．5亿港元投得一块贵重商业地，计划建120万平方米商业中心，另有停车位达400个的停车场，于1997年落成。2004年12月中信泰富及旗下公司共斥资6．09亿元人民币拿下了大冶特钢。此举标志着荣智健掌舵的中信泰富已将资本触角伸向了内地钢铁产业。